器官捐献协调员:曾被家属质疑只想要患者器官

器官捐献协调员:曾被家属质疑只想要患者器官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。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

  清明将至,一则视频在网上悄然走红。视频的主人公叫王璐,来自北京佑安医院,她从事的并非普通救治诊疗工作,而是一份跨越传统的医者界限、触及伦理层面的“新职业”。

  近年,在北京部分医院,“器官捐献协调员”悄然诞生,王璐便是其中之一。在患者逝世之际,这些“协调员”负责向家属普及器官捐献的理念,并最终协助完成捐献流程。同时,他们还会奔走在各医院之间,为ICU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捐献来源。

  在全国,首批协调员设立至今已近7年,他们推动并见证了遗体器官捐献观念的演变。去年以来,包括深圳女童罗一笑、媒体人曲昌荣、“椰子姑娘”等,这些被记住名字的逝者,都与器官捐献相关。

  最新数据显示,2016年,我国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4080例,捐献大器官11296个,较2015年提高近50%,年捐献量居世界第二。不过,在每年有2万人等待新的器官以延续生命的当下,我国器官移植供需缺口依然明显,这些协调员们,可谓任重道远。

  “我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”

  在佑安医院ICU病房里干了5年之后,医生王璐“改了行”。

  那是2010年,我国首批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”诞生,佑安医院也开设协调员岗位。这些协调员多为来自各科室的医务人员,主要任务包含识别捐献者、与家属进行沟通、协助完成整个捐献过程。

  王璐协助捐献出的第一颗肾脏,来自一位11岁的浙江女孩。

  2012年春节,女孩来京与打工父母团聚时,被开卡车的父亲倒车时撞伤头部,造成严重的脑外伤。女孩在佑安医院ICU接受了两周治疗,因伤情严重于事发后第15天失去生命体征,全脑死亡。

  王璐记得,钙片维D钙,女孩去世那天上午,她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,本该向夫妻俩提出器官捐献的王璐一句话也说不出口,但是到了下午,他们主动找到王璐,同意捐献。“很想回报社会点什么。”在王璐的帮助下,夫妇俩在同意书上签了字。他们说,想通过这样的方式,让女儿留在北京。

  当时,主动为逝者捐献器官的家属还不多见。王璐记得,捐献当天,很多医生赶来为女孩送别,许多人在现场泣不成声。

  这位女孩所捐献出的肝脏、肾脏、角膜总共拯救了三条生命,让两人重见光明。像这样的器官捐献案例,近7年来王璐一共完成了30多例。“我救不了你的全部,但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。”王璐说。

  被同行驱逐的“协调员”

  拥有ICU大夫经历的王璐,比常人更能直观理解“器官捐献”的急迫。她说,自己在ICU见过很多患者,包括一些年轻人,都在等待匹配的移植器官,有的就在等待中死去。

  不过,这份新工作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顺利。

  在北京各个医院的ICU病房,每天都有患者因救治无效逝世,“潜在待捐”案例便存在于这些患者之中。王璐需要奔走于北京市各大医院,向同行传播器官捐献理念,并争取合作机会。但在最初,即便是她的医生同行,不认可的也不在少数。

  她曾不止一次被同行当面“驱逐”。

  有一次,王璐前往一家大医院,想与相关负责人商谈器官捐献的事情,等候所有患者就诊完毕,她上前刚说了开场白,对方便回敬了干脆的两个字“出去”。

  还有同行质问她是哪个科室的医生,直言“我这儿是救人的,你是来干嘛的”,似乎她玷污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荣誉。

  最难过的时候,王璐曾哭着跑回佑安医院。她说,自己作为一名年资不低的大夫,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人“像赶垃圾一样赶走”。

  面对逝者家属,王璐遇到过更加激烈的拒绝。

  佑安医院曾有一位女性患者脑瘤晚期放弃治疗,丈夫想捐献妻子的器官,但是处于悲痛中的患者母亲反应强烈,知道此事后在办公室将王璐骂了近两小时,认为医院没能将女儿救活、还想摘取女儿的器官,“良心都被狗吃了”。

  家属质疑“只是想要患者器官”

  器官捐献必须取得逝者父母、子女、伴侣等亲属的同意方能进行。来自佑安医院的统计显示,2016年,该院共接到近300个捐献电话,初筛通过后协调员外出共190多次,其中只有40多例达到待捐状态,最后成功捐献仅20余例。

  在通过初筛的190多人与达到待捐状态的40人之间,有150多人最终放弃捐献,多半是因为家属不理解。“只要家属有意愿,来一个家属协调员就去讲一次。”王璐说,为一个案例跑上四五次是常有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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